文：秦少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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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著名书法家李瑞清（1867-1920）的籍贯一般写作江西临川，实际上，李瑞清是地地道道的长沙“土著”。他生于长沙、长于长沙，他的父亲李必昌在湖南为官三十年，他的岳父余祚馨为常德人。1891 年，李瑞清24岁，参加湖南乡试，考取第一。此时，有人攻击他“占籍”（类似如今异地高考），李瑞清才愤然将籍贯改为江西临川，此后从江西考中举人，进而考取进士，但他的整个朋友圈主要还是湖南人为主。其中谭延闿和著名书法家、衡阳人曾熙就是他最要好的两位朋友。在《谭延闿日记》中，记载了他和李瑞清大量的吃喝故事，值得湘菜研究者注意。
晚清大变局中，李瑞清靠吃喝来隐身
在书法、教育等领域的贡献之外，李瑞清也以精于美食著称于世。“清道人”“梅庵”之外，李瑞清最负盛名的外号当是“李百蟹”，相传他一餐饭能吃上百只大闸蟹。在《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》中，李云麾写道，辛亥革命之后，“时局骤变，故麕集于沪者多颠连愁苦，相向无可通融。兄惟日踯躅中逵，常昼不举火。同年僚友及诸门弟子渐有知者，不时佽给，得少供饘粥。又念知兄喜啖，日餍兄于沪北一小闽菜馆‘小有天’，至有为‘道道非吾道，天天小有天’耦语嘲之者。兄赋性狷介，不欲累人，受飨给，必酬以书画。”这段话指出李瑞清与饮食的三层关系：第一，李瑞清本身喜好饮食；第二，李瑞清在辛亥鼎革以后，成为遗老流落沪上，生活境况不佳，朋友及弟子于是邀请他宴会，以此周济；第三，这其中又以一些著名酒楼如小有天为最，成为李瑞清经常性光顾的饮食场所；第四，李瑞清接受宴饮邀约，往往回报书画，以示偿还人情。
李瑞清的宴饮活动主要发生在1912年辛亥鼎革以后的上海，记载这种宴饮资料最为详实而丰富的当属《谭延闿日记》。在李瑞清的朋友圈中，一般人最为注意都是他与曾熙的关系，实际上，谭延闿也是李瑞清晚年密友。关于李瑞清与谭延闿相交之深，李云麾《先从兄清道人行述初稿》中称谭延闿“致力民国而犹不忘清室，于兄亦称至友，情与曾埒。”也就是说，谭延闿与李瑞清的关系之深，并不弱于熙和李瑞清的交往。谭延闿与李瑞清关系相当亲密，有时候还替李瑞清买彩票。事实上，根据《谭延闿日记》记载，曾熙曾在谭延闿家任教，三人之间情感甚深。辛亥革命之后，谭延闿一度任湖南都督，不久却多次流亡湖南省外，其中居停时间最长的地方就在上海。聚集诸多政坛、文坛各色人物的上海滩，成为当时密集的人际交往场所，各种宴饮活动接连不断。
1915年，李瑞清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全福里二衖一号，距离谭延闿威海卫路住所并不远。对李瑞清而言，是不忘恢复大清；对谭延闿而言则是保护民国并致力于回湘执政。一些共同的目标和湖南人的同乡之好，令他们频繁走动，宴饮频密。在1914年、1915年、1916年这三年，他们的宴饮活动最为频繁。凡此，《谭延闿日记》均有详细记载。
根据《谭延闿日记》记载，最晚在1911年，李瑞清就与谭延闿相识。彼时作为各省争取铁路国有的代表，李瑞清和谭延闿在北京相遇，一同参加各类宴请。1911年闰六月初四日《谭延闿日记》，“九时起，即以骡车赴万生园，于、宝两侍郎之招。至门遇宝瑞臣，遂同入荟芳轩。张菊生、傅增湘、方玉山、李梅菴、达受甫、李柳溪、刘仲鲁、宋芸子、于晦若均先在。待张季直至十二时乃来，遂入席，仲鲁自为主人于别室，因不入座。菜则政治官报馆庖人，甚好。”此后，他们还在聚美楼、临川会馆等地聚会，并且已经开始切磋书艺。这种早期的交往为日后他们在上海重逢埋下伏笔。
两人大规模的宴请，要等到1914年。彼时谭延闿居留沪上，而李瑞清在上海已有两年多时间。《谭延闿日记》最早记录两人宴饮发生在1914年2月27日，“至小有天，俞寿丞招饮，梅庵已在，相见大喜，以所携酒痛饮尽醉，菜实佳，不负所闻。出，同梅庵至筠庵家，病已愈，坐良久，乃归。”俞明颐宴客，给两位老友提供了见面的机会，两人相见大喜。此后一直到李瑞清逝世，只要谭延闿在上海，两人几乎每周都有数次宴会。这种宴会的频繁，在近代文人交往中也不多见。
他们的宴饮的缘由五花八门，有的是娶媳妇、做寿等日常宴饮，有的是某人差事等贺喜，更多的是无目的的聚会和邀约。有时候是补祝生日。有的是饯行。有的是请托办事。有的为古人如钱南园做生日。为此，他们甚至组织一元会，类似团购吃喝，AA聚会。当然，应当注意的是，《谭延闿日记》并未详细记载他们在宴会上谈论什么，但这些宴会显然带有某种政治目的，如1915年6月4日、5日，李瑞清接连宴请梁启超，邀谭延闿等人陪同。这一系列宴饮活动与李瑞清等遗老势力试图复辟很有关系。
“团购”、AA试吃这种聚餐模式，100年前就有了
早在1913年，李瑞清已经在小有天等地多次聚餐。这种聚餐原因是由于诗社淞社常在此地集会。这时李瑞清的朋友如樊增祥等人曾经组织一元会的社团，这一社团是以定期举行宴饮活动相标榜。当时报纸曾作诗讽之：“道道非吾道。天天小有天。（小有天。酒馆名）书如少师怪，画比石涛颠。白吃一元会，（樊山诸人有一元会，每星期一宴饮，群以梅庵贫，免其出费）墨摩两鼻烟。”
一元会可能是上海流行的AA聚会模式。在樊增祥等人的酒局中，他们免除了李瑞清的会费。而到了在1915年，谭延闿等人组织一元会，李瑞清也是重要成员。3月8日的《谭延闿日记》，“晚六时，与大武、吕满同趁电车至悦宾楼，陈伯言、俞寿臣、李筠厂、张子武、成习之先在，宗子岱后来，惟李道士不至。一元会今日开始，而菜极恶劣，欲以水饺致饱，饺复作豆油气，勉强塞腹，殊不餍望。惟子武、习之同唱粤讴尚佳耳。”这个圈子的一元会开始时，李瑞清并没有参加。3月16日《谭延闿日记》，“偕大武、吕满步入子武家，伯严、寿丞先在，道士、李三、成习之、宗子岱后来。闻李三得海州厘局长，为之一喜。主人设食尚精，惟烧鸭不如曩日，人出八角，尚不及一元也。”5月7日，“晡，偕大武、吕满步至子武家，子武今日生日也。俞三、聂四先在，聂旋去。偕张、俞同附电车至古渝轩，伯严先到，久候，道士、李三乃来，以一元会为子武称祝，酒携二种，菜有九肴，皆精美矣，已醺然而散。”此时，一元会已经作为一个定期组织公开为李瑞清的弟弟饯行。10月3日日记，“俞三偕成习之来，子武亦至，发起吃一元会，遂同往古渝轩，（车中遇聂三）六人去七元，而菜殊平平，可怪。”10月12日日记，“晡，偕大武、吕满附电车往古渝轩，道士、俞三、梁胡子、成习之先在，宗子戴先在，一元会也。”可见谭延闿等人组织的一元会，持续时间将近一年。聚会的地点不拘一格，悦宾楼、古渝轩等地均是聚会场所。宴会上常常“八簋一面”。而当时菜肴价格也多以人均一元为标准，故而不及或超过时，谭延闿都会在日记中记载。一元会的固定成员在六七人左右。只是不知谭延闿等人组织的活动是否免除李瑞清的会费。
此外，李瑞清还曾组织磨耳会。7月5日日记，“晡，偕吕满至李道士家，过章一山，谈顷之去。遂偕李、吕率旭君及惠甫之子至别有天，道士请客也。一山、子武先来，顷之，宣古愚、周美权、张逖先父子、萧某、宋某，凡十三人，所谓磨耳会也。酒则吾所携，又所谓黄汤灌在狗肚矣。菜多而廉，仅七元，道士之调度工也。”李瑞清组织的磨耳会也是文人雅集之一种。这一顿李瑞清请客，仅仅花费七元，每人仅需五角左右，足见李瑞清是调度有方的点菜高手。
他能捧红上海滩的酒楼，搞起家宴也不赖
根据《谭延闿日记》记载，两人共同品尝过的酒楼包括小有天、古渝轩、别有天、式式轩、翠乐居、春华楼、多一处、一品香等沪上著名酒楼。其中又以小有天最佳。谭延闿公开声称小有天胜过别有天。小有天作为重要的聚会场所，郑孝胥、沈曾植、姚赋秋等人也常在此宴请。自1914年以来，《谭延闿日记》频繁出现小有天。宴请的嘉宾有谭延闿、谭泽闿、俞明震、俞明头、吕苾筹、陈三立、成习之、袁思亮、聂其杰等。据蒋维乔、郑孝胥等人日记，则有张元济、陆费逵、王培生、宗子岱、缪荃孙、朱祖谋、徐乃昌、吴昌硕等等。这些人主要由三个圈子构成：一部分以谭延闿等人为核心，这是以湖南人核心的圈子；另一类如张元济等人，则是李瑞清入股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印书馆群体；此外郑孝胥、缪荃孙等人，则是故清遗老的圈子。三个圈子人员互相重叠，李瑞清均与他们有密切往来。
各家餐馆均有特定的主顾，如吴学廉与郑孝胥等人主要的宴饮场所就是式式轩等，因这些餐馆各有招牌菜。式式轩、多一处为川菜馆子，而李瑞清喜欢的则是椒盐蹄膀。小有天名菜有白菜加利鸡，古渝轩菜肴则以莴苣白菜闻名。故而小有天的名声可能伴随着李瑞清而越发响亮，甚至当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到上海时，也听闻这个店子是李瑞清捧红的。
1916年月份，小有天甚至扩大经营规模，1月11日《谭延闿日记》，“小有天新移，新居宏敞过前，清静不及。”此外，这些餐馆已经安装电灯，是十足的新派酒楼，只是有时候备用煤气灯。这些聚会有的是个人单独买单，有的是两人合请。他们赴宴已改换新式交通工具，或乘坐小汽车，或乘坐电车，有时是步行。而李瑞清并不那么穷困，他还在商务印书馆、华昌公司等地均有股票。1916年1月31日日记，“道士入梁璧元股二千金，以千六百元请拨湘帑，今日始交割清楚也。”可是这种状况禁不住庞大家庭的开销。1916年5月30日《谭延闿日记》，“晚饭，小饮。既罢，汪九与大武、吕满出，余与道士、曾九谈。道士言家庭困难，状至欲泣下，可哀也。道士去，已十时，遂寝。”
此外，不少宴饮也发生在家庭之中。如张其锽家，1914年3月31日日记，“傍晚，余偕大武步至子武家，寿丞、吕满先在，见张叔宜，今日余假子武家请客也。道士、恪士、云台，惟张十四未出，鳆鱼及鸭皆不如前日，凄然有别感矣。九时乃散。”此外，有些宴会也在陈三立家。陈三立家的厨子还曾在李瑞清家做事。有时在袁海观家，1914年12曰1日日记，“已一时，遂偕大武赴袁海观之约，既至，李梅盦、何诗孙先在，并见其第四、第五两儿，皆归自瑞士国者。入席，皆自制菜，以锅贴及瓢儿菜为佳，家常便饭，羊肉、牛筋，非例菜也。酒甚不佳，遂不多饮。”1915年2月3日在陈三立家，“赴陈伯严约，成习之、俞寿丞先在，遇李道士兄弟于门，愙士最后至。入席，有十碗一盘，丰腆甘腴，胜馆子多矣。余携酒罄，乃进王宝和，乃至不堪入口，程度之相去岂不远哉。”家常风味往往胜过餐馆菜肴。而无论在哪里聚餐，他们似乎都自己携带酒水。1915年2月4日，“步寻久之，乃得陈伯严屋，俞大、俞三先在，陈人仙、李三后来。又顷，道士乃携酒肴至。半自制，半由陈庖，陈庖故李厨也。饮李携酒，亦不甚恶，此自苛求之过。十二肴皆丰腴可食，尽酒五瓶，尚不醉也，九时乃散。”这里可见，家宴中不仅自备酒水，还可以携带菜肴。此外，诸人家中均有厨师，这些厨师之间也时常流动。这种流动性也为增强饮食交流奠定良好基础。